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政策法律化的第一成果，《高等教育法》的这种立法用语选择方式值得注意。
即便如此，美国平等保护案件审查方法对于完善我国的平等权释义学和平等权案件分析方法而言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只是在借鉴时应努力避免或者克服已经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一）平等保护条款的发展史 虽然《独立宣言》宣称人人（all men）生而平等，但鉴于当时美国仍奉行奴隶制，歧视女性，压迫土著，一般认为，此处的人本意仅指白人男性而已，故制宪者有意忽略，在宪法最初草案和正式文本中对法律平等保护均未予以置喙，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问题在于最高法院并未确立急迫的利益的判断标准：一则并非所有重要政府利益都能构成急迫的利益。[47]在该问题上，最高法院持相对开放的立场，认可了一系列的证明方法，具体包括：政府指令的语境、政府官员的陈述、政策制定背景及其实施后果、审前调查程序中处置或者调查结果、对政府行为作经济分析后得到的统计证据。其次，不断发展受严格保护的基本权利清单。Loving v. Virginia案判决指出，[100]将涉及白人的跨种族婚姻入刑，目的在于维护白人优越性，这并非宪法容许的利益。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手段与目的之间存在合理或者实质性关联并无明确的答案。
或者（2）尽管技术上讲分类的标准不是可疑或者准可疑的分类标准，但具有相似的敏感性。最高法院指出，即便离异妇女可能需要靠赡养费才能够维持生计，在其前夫退休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时可能会遭遇巨大困难，但与之相较，处于婚姻关系中的妇女需要与丈夫生活在一起并负有扶养义务，面临压力更大，故难认系争规定不具有合理性，虽然其并不否认或有涵盖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新型权力关系网络中，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绝非单向度的监督制约关系，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支持和促进功能同样应被置于二者关系谱系之中。
[26] 在法治政府建设步伐明显加快的背景下，五年来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方式异常活跃。一个政治功能缺失或弱化的法院，实际上既无政治地位，更无力担当实现法治的重任，还势必影响其一般司法功能的发挥。[43] 参见[日]大须贺明：《生存权论》，林浩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52]坚持以审判为中心是司法权向判断权和中央事权属性的回归，体现出对司法规律的尊重，应当同样落实到行政诉讼制度改革之中。
200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审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行政审判意见），专篇阐述建立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机制。四低指实体裁判率低、被告败诉率低、发回重审和改判率低、原告服判息诉率低。
管辖改革带来了行政干预减少的红利，也增加了案件协调化解的难度，倒金字塔型案件审理结构造成了案多人少的矛盾，诉讼繁简分流和审判队伍优化亟待纳入议程。各级法院应更多采取出具行政调解书的方式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尽可能在裁判文书中记载协调化解过程，避免非正常撤诉现象的死灰复燃。[51] 前引[37]，棚濑孝雄书，第161页。人民法院终结行政纠纷的能力，人民群众在每一个行政案件中对公平正义的感受度，应该成为新时代行政审判工作的衡量标准。
2015年1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就行政审判工作进行专项汇报，重点提及2010年以来人民法院一审行政案件协调化解率、司法建议发送数和行政审判白皮书发布数等府院互动成果。最高人民法院在办理京龙公司诉江苏省工商局行政处罚案的过程中，曾就相关政策的理解进行多方沟通，最后说服了国家工商局，由江苏省工商局主动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使案件得到圆满解决。[6]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作为衡量一国法治发达程度与社会文明程度重要标尺的行政诉讼制度，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7]依照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保证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依法正确行使，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正确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又是保证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得到依法正确行使的一个重要方面。
[68] 参见卢超：《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功能衍化》，《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23页。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12月联合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法治政府纲要），设定了法治政府总体目标和衡量标准，成为法治政府建设督察和示范创建的直接依据，应当被奉为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的行动指南。
进而指出，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分工不同，但在执行国家法律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目标是一致的，要努力实现司法和行政的良性互动。[61] 参见江必新：《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65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二）法治促进型府院互动的空间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领导干部能否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是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整体上仍然处在选择性司法状态，[50]行政诉讼中两类府院互动还有充足的生存空间。[6] 曾有学者撰文简略探讨过司法与行政互动的合理性、消极性及规制方式（参见顾越利：《建立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机制探讨》，《东南学术》2010年第6期。[63]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目标，法治政府纲要擘画出法治政府的基本脸谱。上海市三级法院自2004年始率先发送行政审判白皮书，注重统分结合虚实结合针对性和可接受性结合法理结合，走出了一条优化司法环境、促进依法行政和增进良性互动的特色之路。这既是我国行政审判工作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行政诉讼制度艰难运行的真实写照。
由于正式法律依据缺失，一些府院互动方式备受质疑。伴随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持续推进，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逐渐理顺。
[9]就互动载体而言，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的互动应围绕行政案件审理展开。[5]作为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内外各自履职过程中的交互性活动，府院互动是植根于中国本土行政审判实践的制度创造，预示着行政诉讼领域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嬗变和行政审判模式的转向。
[4] 就制度本质而言，良好的行政诉讼需要诉诸司法与行政关系的调整和国家权力结构的重新构造才能实现。[65] 参见廖希飞：《新时代的行政审判——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72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80页。
[66]至于联席会议和其他旨在提高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能力的府院互动方式，因多由行政机关主动发起，采取府院联合发文方式更加可行。上海市政府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推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升级版——出庭旁听讲评三合一，该项创举获得第五届中国法治政府奖。整体上看，当代中国行政诉讼实践中的府院互动，在2014年修改行政诉讼法前后，倚重了不同的进路。行政审判白皮书是法院在大量个案审理基础上制作的专项报告，相当于一个地区年度行政审判工作和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全方位体检报告，其也需要健全规范依据，改变目前法院仅凭自身喜好进行公开的非正常状态。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依旧是一场未完成的讨论一场未完成的改革。[12]从行政审判意见将行政审判定位为保护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优化司法环境、化解行政争议，到府院互动作为行政审判工作特色正式写入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工作报告，行政诉讼制度已经进入行政案件数量和协调化解比例共升、监督行政与府院互动并举的阶段。
[14]江苏省海安县自2004年始全面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海安样本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大事之一。[25] 参见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主编：《中国法治政府奖集萃（第五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9页以下。
[64]2014年行政诉讼法的修改，部分记载了此前十年府院互动实践成果，结束了府院互动法外运行的窘境。从外部来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强调通过修订行政复议法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使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
时隔十三年，这些论断对包括府院互动在内的行政诉讼活动依旧具有指导作用。同时也要充分考虑科技进步激发的社会需求、市场创新等相关因素，作出既符合依法行政的当下要求，又为未来的社会发展和法律变化留有适度空间的司法判断。[25]致力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司法建议，在各级法院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取得了多方共赢的社会效果。2014年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增加解决行政争议目的性条款、确定适用调解的行政案件范围、明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义务等方式，间接肯定了法院系统府院互动的实践成果。
[74] 注释: [1] 参见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在行政从本来作为统治行为执行过程的承担者进入国家基本政策形成决定的政治过程的行政国家时代，[43]作为司法权监控对象的行政权之真实运行图景经历裂变：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呼唤积极行政，最少干预最好政府的自由法治国理念为最多给付最好政府的社会法治国家理念代替，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生态保护构成了新时代政府依法全面履行的职责体系。
[24]规范出庭应诉的行政立法不断增多，河北、广东、福建、吉林四省人民政府相继发布行政应诉规章。[51]法院自身出于摆脱案子收进来却难以下判的尴尬境地的考虑，具有通过府院互动妥善处理个案的内生动力。
参见江必新：《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契机，努力破解行政案件申诉上访难题——在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总第41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54]近五年来，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不断被写入裁判文书，成为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遵循的基本原则，对切实解决行政审判程序空转裁判口惠实不至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广泛社会认同。
